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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泳简介


孙儒泳,1927年生,浙江宁波人。1949年-195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1951年毕业。提前半年留教任助教。1953年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1954年保送到原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研究生,1958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师。1978年任副教授,1984年任教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态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北京市政府水产科技顾问团成员,《生态学报》和《兽类学报》副主编,《动物学报》和《动物学研究》编委,美国《生理动物学》(Physiological Zoology)编委。现任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虫鼠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师范院校科技教育顾问。

孙儒泳在动物生理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领域耕耘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兽类生理生态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将脊椎动物生理生态引入中国,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果,为中国兽类生理生态的开创和发展做了了重大贡献,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早在1954-1958年的博士论文中,他以两地区的两种鼠、在8个季节中测定的大量实验数据证明,栖息在相距仅百余公里的两地理种群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生理生态特征的地理变异,为兽类地理物种形成微小阶段提供生理学证据。此结果为苏联纳乌莫夫的“动物生态学”教材所引用。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地理变异季节相新概念。在1967年出版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文集中,IBP陆地次级生产力研究权Petrusewics评价此工作是当时鼠类能量代谢研究中仅有的系统工作。

协方差分析

60年代,孙教授研究了中国大家鼠属能量代谢和水代谢,阐明与栖息生境相适应的种间差异,并在电子计算机尚未普及情况下引入协方差分析,促进了中国脊椎动物生态学研究中数学的应用。

随着70年代末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研究工作也得以深入发展,由描述鼠类的生理生态牲,深入到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代谢的机理研究。在能量收支研究中,他通过探讨每日平均代谢率与静止代谢率的关系,提出Weiner的能量收支预测模型需要修正。这引起来华专家重视,推荐到西德Oecologia发表。在体温调节的个体发育研究中,他发现晚成鼠的胎后体温发育分三阶段,呈S型发育曲线,并将体温调节胎后发育过程数学模型化,据此能预测胎后不同时期的体温调节能力。他又根据田鼠的体温发育特征,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优于Ricklef指数的恒温能力指数,可对不同物种动物的恒温能力进行定量比较这些工作引起国内外学者兴趣和关注,1989年美国《生理动物学》聘他为该刊编委。

动物对低温的适应产热和胎后产热发育

近年来,孙教授领导的科研小组从亚细胞水平上研究动物对低温的适应产热和胎后产热发育,将中国兽类生理生态学研究由个体水平推向细胞水平。证明了晚成鼠体温发育的S型曲线,正是与其细胞的产热发育相关,并证明生活在不同栖息地的野生小哺乳动物,对寒冷的生存对策之一,是通过提高专性产热及非颤抖性产热,同时又表现出能量代谢上的地理变异。

在实验技术上,他应用同位素标记水技术,测定野外自由生活田鼠的水代谢,比实验室内饲养条件下的测定更为真实。

他进行了多方面行为生态学研究。对布氏田鼠婚配制度和繁殖行为,由直接观察深入到实验研究;对高原鼠兔繁殖的季节性研究追溯到神经内分泌机制,证明了松果体的褪黑激素的重要作用;在与英国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进行了野生小家鼠的行为发育、化学通讯、亲缘识别等行为生态学的前沿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扩大研究领域

为更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孙教授将生理生态学研究扩展到鱼类。1977年在北京市重点课题“机械化养鱼综合技术研究”中,进行了罗非鱼雄性化、最适生长温度和耗氧量研究,其结果于1982年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太平洋生物地理学学术会议报告时反映热烈,索取论文者达20余单位。1986-1989年他带领博士生开展南方鲶能量收支的研究,其论文被评为国内鱼类能量学首次系统研究。1992年他又带领硕士生进行密度、规格、箱型对水库小网箱养鱼实验获得平均226kg/m3的高产。由于孙教授对渔业生产做出了贡献,1983年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渔业顾问组成员至今,1987年聘为北京市科委《网箱养鱼对密云水库水质影响》重点课题咨询组长。

在兽类种群生态研究中,孙教授也取得一系列成绩。他不畏艰难,长期野外观察、实验,在东北针阔混交林、内蒙草原、青藏高寒草甸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早在1959年他就参加了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调查,对鼠类宿主进行生境分布、季节消长、垂直分布和繁殖生态等基础研究,为中国陆生脊椎动物生态研究起了示范和促进作用。

其中雄性繁殖强度研究具有独创性,对预测数量变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孙教授克服困难连续四年参加鼠疫疫源和流行规律研究,当1988年全国鼠疫病防治基地成立时,他被聘为顾问。80年代他结合中国科学院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研究,进行鼠类标志流放、巢区、生命表、繁殖生态和次级生产力的系列研究。在参加农牧区鼠害综合防治的“七五”攻关中,开展鼠类种群生理年龄结构与繁殖生态关系、空间格局与数量的季节和年变动的研究。其中种群生理年龄结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独创性,尤其是把当年鼠参加繁殖行列旺盛度定量化,具有预测种群动态价值。他带领硕士生进行藏系绵羊最优种群结构和出栏方案研究,此成果已被应用到马鹿饲养种群,为生产带来了效益。